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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史四】期末報告──1919年五四運動之於中國社會的影響

一、前言

    這次的研究旨在探討「1919年五四運動」發起後，對於民初中國社會造成那些影響。本次研究主題聚焦在1919年五四運動的事件始末，理解當時社會運動發起的背景、訴求、參與份子及其行動，再觀察當時政治、經濟、社會、思想變化；最後希望透過本次報告更清楚民初中國社會的面貌，及認識「1919年五四運動」對日後中國社會的影響。

二、1919年五四運動

（一）背景

    辛亥革命後，孫中山聯合有志之士推反滿清，創建共和制，成立民國；然這個體制有名無實，軍閥割據地方，中央無力管控，而共和制遭到連番上任的官員破壞，先是袁世凱上任臨時大總統後改行洪憲帝制，爾後繼任總統黎元洪卻無力統領政局，國務總理段祺瑞專斷獨行，逕自宣布加入一次大戰，中國向德國開戰，由黎請來抗衡段勢力的安徽督軍張勳，進京城隨即擁護溥儀復辟即帝；民初中央政局情勢告急，眾心離散各異，共和體制搖搖欲墜。

    論及1919年五四運動前，先說談談民初社會概況，先前提到建國之初中央政府勢力不穩固，至於地方社會已興起現代化思潮，此脈絡可從清朝開始敘述；早在1860年英法聯軍刺激後，中國即開始推動一系列「現代化」改革，試圖力往狂瀾、振衰起弊，經歷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庚子後新政，期間也不乏各方思想家提出諫言。

    近代學者譚嗣同眼見甲午戰爭中國失利，認定中國不只在器物上要改革，傳統儒家學說也需再檢討，他認為孔孟的「仁學」至清代已失去本有的精神，讀書人考科舉只為求取功名利祿，而非真心懷有抱負施展「文章經國」長才。至於梁啟超提出〈新民說〉，他認為中國人民素質要提升才能適應現代化社會，新國民要跳脫原有凡是已家族為重的小格局意識，真正的國民要愛國愛人，且具備獨立思考能力，積極參與公眾事務。

    除了有思想改革基礎，庚子後新政廣設新式學堂，也將科舉考試制度廢除，但至民國初年人才選拔制度仍擬定妥善對策，此事件造成原先制在科舉的讀書人失去進入中央任官的管道，接受新式教育的新知識分子結集，轉變成在野民間的力量，形成由下而上促進政府改革、地方進步的推手。

    這些新知識分子眼見中國清末變局到民初共和混亂局面，發起「新文化運動」，他們在西式教育的洗禮，有不同於傳統研讀儒家經典的士大夫的見第，體會到欲救亡圖存當務之急為向西方國家學習，全面檢討傳統儒家文化，引進「民主、科學、馬克思主義」等新思想，主張學術獨立、堆動婦女解放運動，破除迷信，關懷貧苦大眾。除了知識分子挺身，當時新興工商業階層，對混亂政局也感到極為不滿意，站在經濟立場上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盤據地方，與知識分子站在同一陣線，當此之時中央與民間為對立局面。

（二）事件過程

    一次大戰戰局結束，中國同屬美、英、法為戰勝國，原希冀中國國際地位為因此扶搖直上，殊不知由美、英、法主導的〈巴黎和會〉中，判定戰敗國德國在中國山東半島的主權轉讓給日本而非交還給中國‧而早在1917年段祺瑞曾向日本高額貸款，又日本人與段簽訂「山東換文」；此事震驚中國人民，引發中國人不滿。

    在1919年5月4日，近三千民學生湧入天安門廣場，組成北京學生聯合會，高喊「外爭主權，內除國賊」，時任徐世昌總統試圖鎮壓群眾運動，，強迫當時提倡思想、學術自由的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辭職，日本軍艦集中於天津、上海、南京、漢口試圖遏阻群眾行動，政府與日本的行為引發人民更大的不滿；擴散至全國性運動──人民團結一致排外、抵制外貨，北京、天津、濟南、太原、上海、杭州、南京、福州、安慶、開封、武昌、長沙等二百餘城學生一致罷課發起罷課，全國工商界也響應學生運動，上海、愛國、南京、寧波、廈門、鎮江、蘇州、無錫、揚州、蕪湖、安慶、九江、杭州等地罷市，而總計高達六、七萬名，紡織、印刷、機器、菸草、郵政、電話、電車、輪船、馬頭、建築工人罷工。

    面對社會群眾發難，總統徐世昌最終向國會請辭，而在上海全國學生聯合會的奔走下，終於成功阻擋簽訂巴黎和約，群眾運動於此次獲得勝利。不過歷經五四運動後，更加激化官民對立的局面；而巴黎和會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民族自決」的十四項原則也推動中國民族主義的愛國意識；一次大戰經驗也促使中國知識份子檢討西方民主、自由的精神，社會主義漸漸受到肯定。

三、1919年五四運動後社會變遷走向

（一）政治：劣質共和制走向社會領導階層(新知識分子—國民黨)

    從民國建國共和制跌宕起伏的過程，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帝制，卻又造成新的集權領袖誕生，袁世凱帝制、張勳復辟事件，國家議會有名無實，國際外交處於劣勢，而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倡「民族自決」原則傳入中國，至1919年爆發以學生為主，後有響應的「五四運動」可說是民國初年匯集民意、社會整體首次大規模發難，除了反對國外勢力入侵，體現中國民族主義愛國情緒，在本次運動結束雖未造成劣質共和體制瓦解，然上位者政治領導階層腐敗無能、私慾薰心讓社會大眾深感厭惡，深深影響後續政治發展──孫中山將原本「中華革命黨」更名感組為「國民黨」，吸納更多不滿北京共和政府的新知識份子、各方人民投入，期盼與其抗衡；而共產黨則是在本次運動社會主義思潮旋風下，經由一群崇尚社會主義的知識份子努力，蘇俄協助成立「共產黨」；兩黨都趁著五四群眾運動激情之際，集結社會人民力量，社會由下而上的領導階層於焉發展。

（二）經濟：新興工商業階層興起

    探究1919年由大學生帶領的五四運動為何工商業階層響應如此廣泛與迅速，除了基於愛國爭取「山東主權」，另一項原因當來自「官民對立」，[4]雖然在當時致力發展工商實業，政府鼓勵民間成立團體，如中華民國工業建設會、經濟協會、實業協會、民生團、國貨維持團；也制定「獎勵工藝品暫行章程」鼓勵工商業發展。但是實際上民初政府「經濟」政策不佳，商業問題出在當時中國經濟主要為西方國家商貨貿易把持，長年貿易處於虧損狀態，只有在一次大戰期間稍有起色，不過隨著戰爭結束，外國勢力又強勢回歸，政府財政稅收傾向發展國防、軍事，向工商界大量舉債，而地方軍閥各自為政，鑄造劣質硬幣、濫發不兌現的紙幣；工業問題在於民初中國國內積極發展中國民族工業，興辦鐵路、礦山、鋼鐵工廠，但是城市的工人未有良好的待遇，工時長、薪資少，加上在城市見聞廣，也開始懂得為自己爭取權利；而政府混亂的行政作為，人民無所適從，在在刺激新興工商業階層的不滿情緒，自1912年起即有工商業的示威抗議運動，終至民初形成「新興工商業階層」與政府對立的局面。

（三）平等化社會形成：

    民初的新文化運動，這時期的新知識份子在學術上主張思想獨立、言論自由，在社會上致力消除不平等，關懷貧苦大眾，宣導婦女解放。過往官員與地方務農人民身分上明顯階級差異，待到民國初年，城市發展、交通建設、工商業興起，加上廢除科舉制度，讀書人已從求取一官半職的框架跳脫，職業愈趨多元──農夫、商人、醫生、律師、記者、實業家等新興職業；女子教育逐漸普及，《新青年》雜誌也致力倡導婦女平權，探討女子教育、婚姻、職業、權利、貞操等議題，主張婦女要脫離附屬品，恢復自主人格。而婦女也在此時愈受社會重視，在醫療、教育、工商金融也等職場佔有一席之地。

    1919年五四運動先導有新文化運動奠基下，這場社會自發性運動，可以看見學生、商人、工人互助合作，有志一同對抗政府府決策，工商業者罷市、罷工，人民握有國家「經濟」命脈，政府不再能如過往清代進行有效的鎮壓行動，而此次群眾運動各地中學女生也不讓鬚眉響應；於此次運動可以見得，民初社會在政府與人民、人民彼此間都更趨向平等地位。

（四）擴大新思潮──思想由複雜到一元主流：

    民初新思潮自新文化運動即開始發展，《新青年》、《新潮》、《國民》雜誌是當時最主要的思想出版品，然到了1919年五四運動後，探討各種思想、主義的出版品數量大為增加，其中多為由大學、中等學校學生發起的刊物最多曾高達四百餘種；然而歷經一次大戰、俄國十月革命、巴黎和會打擊，自1919年五四運動後，中國新知識份子開始從探索、摸索新道路的階段邁向一元主流──將理想寄託於列寧馬科斯主義。

   1919年五四運動之前，中國存在各種社會問題與欲擬定的解決方案，新知識份子並無特別的共識，當中存在各種分歧的主義學說，如張灝在其論文提及要認識五四新文化運動，就要注意到在這時期思想的兩歧性──「個人主義與群體意識、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理性主義與浪漫主義」；而王汎森更近一步點出在理解五四新文化運動要意識到此時期知識分子的尚未有強烈的單一主義傾向，就連中國未來道路是曖昧的、模糊的、未知的。這樣的心態普遍存於當時的社會讀書人，如毛澤東、蔣介石左右思想雜存，傅斯年、羅家倫後期倒向胡適反共立場，但他們早年也撰寫過社會主義相關文章，地方山東青年1917年的《王獻唐日記》記載讀過書籍也顯示左右派、傳統思想皆摻雜其中。

    不過，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事後社會似乎逐間傾向社會主義，出版品大量介紹「列寧馬克思主義」，其中又以陳獨秀為主要代表人物，在經歷五四群眾運動後，他認為以凝結群眾力量為職志，革命才能根本改造中國政治社會，在《每週評論》大力書寫馬克思階級鬥爭唯物史觀──全世界勞工階級聯合，打倒資本主義；著名思想家梁啟超，前期撰寫富有英美自由主義思潮的《新民說》，致後期開始推廣「基爾特社會主義」，後來推行「國家社會主義」，認為如此能夠控制和加強經濟，其中思想從雜揉自由與社會主義漸趨於社會主義。至於胡適之在社會主義聲浪一面倒，其仍崇尚懷疑主義、實驗主義、進化論，主張採行漸進改良，不認同陳獨秀等主張階級鬥爭的革命方式，但是他的言論在政治上較使不上力，心力著重在整理國故，主張從教育人民入手，「創建進步的、積極的、自由的、平等的、相愛的、互助的、勞動而愉快的新社會」。

    比較值得一提，這些思想家積極引入西方、蘇俄新思想、新觀念，非「全面性」地接受自由民主主義，或是馬克斯列寧主義，絕大多數知識分子是在一次大戰、五四運動後，意識到社會達爾文主義、帝國主義有其弊端，自由主義的分裂意識會削弱損耗國家力量，但是他們在某種程度仍希望保留資本主義，實現自由市場競爭機制，促進工商業發展進化；政治上主要基於現實社會人民「經濟」急需振興考量，又面臨民初共和體制政府腐敗無能，參酌後才開始傾向具有大同世界理想性質的馬克斯列寧主義。

四、結論

在討論1919年五四運動，可以看見他標示著中國邁向新的里程碑，在運動事件本身，學生、商人、工人聯合的群眾運動，過程不同以往農民叛亂，政府鎮壓完事，其體現是中國社會未曾經歷的社會運動，過程中和平多於暴力，理性訴求勝過情感宣洩；而此次群眾運動，一舉擴大新思潮、新文化運動，出版品激增，人民意識到關心公共議題的重要性，開始閱讀新思想作品；歷經1919五四運動，政治上由劣質共和制走向社會領導階層──國民黨改組成立、共產黨成立；婦女地位提升、新興工商業階層興起、平等化社會形成，中國似乎也更肯定群眾力量，堅定走向富有社會主義、大同世界的理想道路邁進。